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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玺印之装饰功能

来源:未知作者:小艾 日期:2020-04-03 浏览:
古代玺印源于实用,无论从历史文献记载或出土实物图像等数据中皆能求证这一点。迄今研究表明,从历史时期来看,隋唐以前之玺印主要用途是封检文书或封存物件、物勒工名或器皿图记,以及烙马或烙木、戳印金币等,其功能是『征信』。即『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发也。印,信也;所以封物以为信验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刘熙《释名》)。宋、元以降,实用玺印又绽放出篆刻艺术之花;尤其是明、清,文人篆刻流派兴盛,中国印则又独具审美功能,主要供人欣赏,与书、画艺术鼎足而三。纵观中国印章史可知,古代实用玺印蕴涵着深厚的篆刻艺术美的因素(所以篆刻学习者皆以『印宗秦汉』为旨归);而文人篆刻是汲取实用玺印美的养分加以艺术化发展(强调字法、章法和刀法等),并且仍然保持其实用性的一面。于是,人们通常认为,古代玺印总体上具有实用征信与艺术欣赏两种功能(只是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而已),并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发挥其独特的作用。然而,笔者在多年研究印章学的过程中发现,古代玺印还有一种装饰功能,即以玺印(主要指印迹或印面式样)为元素,附加于一定的主体(如器物等)之上,在一定的环境内发挥着装饰作用,而不是仅限于玺印的实用征信意义之表达,也不是完全为了篆刻艺术的欣赏。如东汉『吾作环乳半圆方枚神兽镜』,内区纹饰有四兽同向环绕,外围有半圆形枚、方枚各十二,相间环列,每个方枚内铸有四字如『吾作明镜』『用者吉羊』等,形同吉语玺印,这不是『征信』,却为装饰。笔者曾目睹南京象山王氏家族墓出土的『东晋鎏金神兽纹铜镜』就是这种类型。无独有偶,二〇一四年十月笔者在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参观考察时,亦亲见其馆藏有类似的一枚铜镜陈列。另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几面六朝铜镜亦同此例,其装饰解说词直用『印章』比拟。
 
装饰,是美的表现手段之一,简而言之,就是美化其所依附的主体事物以引人注目;而功能就是事物的使用价值。本文所及古代玺印的装饰功能,即玺印所发挥的装饰作用。装饰是人的本质体现的一种方式,是潜意识的需要,它为人类的设计活动带来了积极而丰富的表征,是一种重要的历史现象,也是人类文明的象征。装饰通常是由图案、纹样、色彩、字符等元素来形成标志性的特征,但在中国,由于玺印的特有形象与印文内涵及其实用性和艺术性,故也常常被单独用作装饰元素,或与其它图案、纹样、色彩等元素一起共同构成美妙的装饰效果。本文把古代玺印与装饰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跨学科考察研究,目的是论述传统的玺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一定场合『扮演』着不同的装饰角色,以求进一步全面考察玺印历史发展的轨迹及一般规律,试图为装饰艺术的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也对篆刻艺术创作及其展现形式与空间的时代变化提出一些新思考。
 
现有数据表明,古代玺印的用途在实用『征信』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出装饰功能,其由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由玺印特征或印文内涵到玺印装饰
 

我们知道,古代玺印本身即具有较强的装饰性特征,首先如战国时期玺印的印面形状呈现多样化,以正方、长方形为多,而三角形、圆形、自然形等形状各异的形态也很丰富,还有三(二)合印、多面印、子母印等别致形式;到了秦汉,方形印章已成定式,这大概与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成见观念有关。从几何学的角度看,方形由四条等边和四个直角组成,具有双重对称轴,从而形成稳定、坚固、纯正的理性特征,这在装饰元素中是较好的面的造型语言之一,能起到平衡整体、强化单纯、突出简洁的重要作用。其次,古代玺印在完成抑印封泥的使命之外,通常将印面蘸红色钤盖于纸、绢上,古称『钤朱』,而且阳文古玺大都配上宽边,阴文古玺大多加边栏,或在中间加横竖界格等,都具备丰富多彩的装饰美特征,因而玺印用在装饰设计中,其视觉效果非常炽烈。另外,印文篆法的装饰性及吉语印等文字内涵也是装饰的可选元素,如摹印篆与鸟虫篆笔划线条的屈曲流畅之形式,以及『正行』『千秋万世』等吉语印文内涵的祥瑞象征,加上印章的红色是暖色中波长较长的一种,有积极热情、主动兴奋、浑厚安定的心理感觉。红色在中国古代应用较广,红印钤于文书、字画上,起初是为了醒目,后来演变为点缀、活跃、调和画面的重要装饰功能。这些形式多样的古玺印擫压于某个载体,或钤朱于绢帛纸质上,一开始在主观上应为实用功能的发挥,然客观上又具备了直观的具象而带有装饰性,久而久之便演为专门的装饰作用了。如一九五七年湖南长沙左家塘楚墓出土的战国『褐地女五氏矩纹锦』,上有墨书『五女氏』三字,在锦面上盖有朱印一枚『囚□』,印呈长方形,虽残缺,也绝非装饰用途,然其朱红色却引人注目,或许这正是后来玺印装饰功能出现的源头之一。又如徐畅先生曾主编的《印林》双月刊第十三卷第四期,刊登了徐利明先生收藏的残汉砖,其上有『千秋万世』印迹多方,却是以吉语印饰砖的典型例证。藏者跋云:
 
此砖以一吉语印反复擫压于砖胚上,组合成二方连续图案,为汉砖图饰之少见者,殊为珍贵。
 
青岛汉画像砖博物馆也藏有类似吉语印饰砖的实物。此外,广西博物馆藏西汉铜鼓069号,鼓面中心饰有太阳纹十二芒,向外各晕旋转式环列多种几何纹样及立体浮雕状青蛙装饰,其中第四晕有四枚『福寿』印记匀布于圆形鼓面之四个方位,这分明是吉语印作为装饰元素的又一例证。


 
由『物勒工名』或『器皿图记』到玺印装饰
 

『物勒工名』,即古代手工业者在所制造器物上的记名,初见于《礼记·月令篇》。『器皿图记』,即器皿名称的标记,常用玺印戳压在陶器上,故有『印陶』之称。此风滥觞于商代,战国大盛,秦汉蔚然成风,魏晋后渐少。其中战国齐印陶发现最多,其印文有督造者所居地名、督造者名,还有督造者执事期届与管辖之仓廪名、工匠名、官定量器单位名等。如齐国标准量器上戳压的『句华门陈棱再鄗廪竘亭釜鉴』。此类印陶在战国时期的其他各国均有,且形式多样,风格各异。印陶之外,铜器,漆器上亦有类似做法。如清代陈介祺旧藏一齐铜量器,其表面就铸有田字格的印章,文曰:『右里敀鋺』,『鋺』字下部从『金』而不从『皿』,为齐国独有,与『盌』字通用,为印章自名。
 
众所周知,『物勒工名』或『器皿图记』之本意是『以考其诚』,因此早期器物上的印迹所在位置往往不显眼,而且钤印(或刻划)也比较随意自然,故歪斜不规则者亦不少见。如传为临淄东周村出土的战国泥质灰陶豆,豆柄中高部位横斜向钤印『城楚』,以及战国齐『公区』陶量器外壁钤印两方不整饬(见吕金成《夕惕藏陶》XTCTI01-3-1)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起到『标记』作用的印迹,在视觉上有着很明显的提示效果,因此对其位置、方向,乃至形状、大小以及是否重复出现等方面渐有考究,于是印迹装饰之功用逐渐形成。如广州博物馆所藏的南越国时期『常御第六』陶罐(一九七三年出土),罐肩及盖沿分别有『常御』『第六』戳印四个,匀称位于器身与盖之两耳的中间,且上下对应,纯属有意为之;又如长沙出土一漆羽觞,其底外部木胎上烙有方形、三角形相迭的两个印记。另外,广州西汉墓葬中,曾出土一椭圆长形漆奁,上有『蕃禺』(即『番禺』)二字烙印,斜侧而有动感,与其周边流畅而奔放的云气纹饰和谐一体,不仅记制胎工匠的工作地点(或姓名),而且在客观上起到了点睛的装饰作用,可谓古代玺印用于漆器之代表作。如果说这几例仍然与玺印的实用功能未脱尽关联,那么河北正定墨香阁收藏的东汉陶瓶上所钤『韩光之印』(倒置)与『五铢』钱纹方圆结合、布局巧妙,又与陶瓶优雅之造型及其周身九道线条流畅之玄纹皆相得益彰,无疑是将玺印作为装饰纹样来对待了。
 
由鉴藏印或图书记到玺印装饰
 
鉴藏印,是鉴赏印与收藏印的合称,为古代鉴赏或收藏书画典籍所用;图书记,一般特指钤于所藏图书上的印记(亦有代称图章的),俗称藏书印,是为特定含义的鉴藏印(尤其是明清时期印文内容如『表归属,证流传,示身份,明志趣,道言论』等,以及强调文人篆刻艺术的印面形式美而有别于其他)。在中国古代,公私收藏书画之举由来已久,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之敦煌石室古写本《杂阿毗昙心论》残卷,背面钤有南齐官印『永兴郡印』(朱文)数方,这是否用于鉴藏还有待商榷;但唐窦臮、窦蒙《述书赋并注》记载东晋仆射周顗有『周顗』小雌文印[2],是为已知最早的用于书画鉴藏的印章,但未见实物。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跋尾押署》中载:
 
前代御府自晋、宋至周、隋,收聚图画皆未行印记,但备列当时鉴识艺人押署。
 
至于公私藏书则更早,《庄子·天下篇》言『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后,历朝历代藏书家层出不穷。两宋时,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官私藏书遂成风气,图书记亦随之成为定式,以致清末叶德辉在其所著《藏书十约》中说『藏书必有印记』。
 
唐人鉴定书画真迹或收藏图书典籍时,押署或钤印其上,示所有或责任,以取信于人。史载唐太宗自书『贞观』二字年号作连珠印,经常出现在内府收藏的书画作品上,亦钤于古籍图书,可视为鉴藏印遗存之滥觞。其后,从宫廷到民间许多藏家都热衷于在古今图书和法书名画上钤盖印记,其意初为发挥古玺印的实用功能,但客观上已呈现出玺印之实用性与艺术性共存的早期形态,亦可视为玺印与书画结缘之肇始(如唐代褚遂良在摹《兰亭帖》上用了『褚氏』小印,僧怀素用汉代『军司马印』钤于得意的书法作品上等)。随着鉴藏印或图书记的发展,宋代文人逐渐意识到,鉴藏印的大小、印文粗细、钤盖位置等,直接影响到书画作品的欣赏效果。为此,一些书画藏家、文人等便提出一些如何用印的见解,如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的米芾,主张鉴藏印要用『细文细圈(即细边)』,王诜深信此说而将家中自用印尽换了作细圈。这样,起初作为鉴藏标记的玺印则渐渐由实用征信功能转向装饰艺术功能,至少是二者共存。藏书印亦如此。于是,小小鉴藏印或图书记之形制多样,规格不一,如形状有方形、圆形、条形、琵琶形、椭圆形、壶瓶形、葫芦形、钱币形、钟鼎形、动植物形以及几何形等,印文字体有真、隶、篆、九迭文、鸟虫篆等,风格以工整为雅,以残破为俗,要与书画典籍相媲美。元代赵孟頫、吾丘衍等对玺印篆刻又提出高见,成为明清书画作品必题款用印的伏笔,从而使玺印成为书画章法中必需的元素。由此,书画鉴藏印不仅意味着所有或所赏,而且还典型地表现了装饰效果,因而钤印是否得当也是体现书画品相优劣的一个方面。同时,文士藏书印也越来越多姿多彩,形制不一,然皆以精工雅致为尚。明清时期有的藏书家还专请篆刻名家刻制藏书印,如毛晋的『汲古阁』,是明代寓居太仓的徽籍印人、『娄东派』创始者汪关所刻;徐乾学的『传是楼』,则是明末清初时吴门印派传人顾苓所刻。况且,藏书印文字内容亦逐渐丰富,有姓名字号、书斋堂名、生年行第、乡里籍贯、家世门第、仕途经历、警语箴言,以至抒情言志、甚至垂诫子孙的字句等,后人可据此以考订收藏源流,从中也可看出各藏书者的癖好志趣,真是美不胜收。藏书印常以朱红钤盖于刊印精美的书籍上,可谓朱墨灿然,相映成趣,起到了良好的视觉传达效果,这便是古玺印之装饰功能的独特展现,从而形成了印迹与载体交融的艺术风景线。因为这一契合形式记录并储存了传统中国书画作品的欣赏模式以及书籍典藏的传承有绪,也综合了『印者,信也』的实用功能和玺印的装饰功能等信息,所以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文化印迹。
 
鉴藏印或图书记从实用功能发展到装饰功能,且二者时时并存,然而其重点贵在一『藏』字。世间万物值得一藏者,必有其特定意义,或珍贵或稀有、或欣赏或纪念,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文化。由于古字画与古籍图书鉴藏印之『藏』与『饰』的艺术文化及传承意义,因此古玺印装饰又衍及于古琴、家具、服饰等实用物或文玩等陈设品上。如现存唐九霄环佩古琴,琴背池上方刻篆书『九霄环佩』四字,池下方刻篆文『包含』大印一枚,印章的位置则居于正中显赫的关键部位,装饰意图明显,意味浓郁;又见浙江省博物馆专辟一室陈列古琴,其中宋代仲尼式『韵雪』七弦琴,乃明代『虞山琴派』创始人严澄曾用,琴身龙池下方镌刻一枚较大的『松弦馆珍玩印』且图朱,亦分明是借鉴了鉴藏印或图书记的装饰形式;又如清代竹刻香筒上的印章装饰等。这里只是略具几例以窥一斑,其他如砚池、墨锭、扇骨等文玩器物上,以及玉雕、竹雕、刺绣、染织等工艺品上,甚至连建筑构件、家具上也都有玺印装饰的例证。这些以玺印的内涵来点饰主体、以篆刻的形式来美化主体的形式,皆为古代玺印装饰艺术增加了新元素。


 
由瓷器印章款识到篆刻装饰
 
六朝以降,瓷器因色泽光亮并经久耐用而在生活中逐步代替了原先的陶器。瓷器上的印章款识虽源于陶器等器物上的『物勒工名』印迹,但内容不断丰富,除了姓名、地名以及器名、序号等,又先后出现了纪年(如明代青花碗底『大明成化年制』印款)、广告语(如磁州窑瓷枕上的印记『张家造』、吉语或成语(如黄惇先生收藏的青瓷碗底,里心釉下钤盖『金玉满堂』楷书印)、斋馆号(如明清瓷器上的押印)等;而且在工艺方面亦在原先的戳压、刻划的基础上增添了书写、画押、钤印等手法,尤其是明清青花瓷器上的印章款识,多为毛笔蘸釉色写成(或称画成),一如书画作品上题款。其实,自五代以来,漆器上的朱书款识业已成为行业的一种习俗。如《太平御览》(卷七五六)载:
 
晋令曰:欲作漆器物卖者,各先移主吏者名,乃得作,皆当淳漆者,布骨,器成,以朱题年月姓名。
 
而明清时期的瓷器款识多于器底作印章形式,或钤印,或写画,这说明古代玺印在中国已成为人们生活传统的一个符号,它从征信功用发展而来,又高于『征信』而带有装饰艺术性,最终在一定的场合发挥着专门的装饰功能。这『符号』是负载和传递信息的中介,是认知事物的一种简化手段,它一旦在社会生活中定型,就会使人的思维形成某种主客对应的定势,如同一提及园林就联想到苏州一般。美国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说:
 
符号的形式、符号的功能和符号的意味,全都融为一种经验,即融成一种对美的知觉和对意味的直觉。
 
因此,中国印章及其艺术中所包含的这一符号信息,使玺印作为装饰元素成为可能,于是,瓷器底部单一的印章款识就逐渐演化成面上的玺印装饰了。如大英博物馆藏中国明代陶瓷中『汕头器』型彩绘大餐盘,据载乃福建平和县出品,盘内底花纹图案带有西洋特色,间于图案之中而排列有序的四枚印章则发挥了极致的装饰功能。仔细观察,每一枚印章的形式与常见的瓷器印章款识并无二致,然其重复而有序地排列,则是依照纹样的规律而行装饰之功用了。再如河北博物院珍藏的乾隆时期青花瓷盘一对,内底以蓝釉色画出『三潭印月』『曲院荷风』『南屏晚钟』『两峰插云』等八方印章(印文内容应为当时的『西湖八景』),朱、白文齐备,方圆并施,装饰效果极佳,展出时直接标为『青花印章纹盘』。
 
综上所述可知,古代玺印除了实用和纯艺术欣赏外(或二者兼有之),还具有一定的装饰功能,而且还出现在文人篆刻艺术之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尝闻艺术由来,在于致用,草昧之世,大朴不雕,以给事为足,已而渐见藻饰。
 
据此,本文认为,中国印之所以能发展成为篆刻艺术,是源于古代玺印之实用功能和装饰功能的共同作用,而篆刻艺术符号复又成为后来装饰元素的重要素材。抑或印章之形、印文之意、印迹之色皆与图案元素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比如书画作品之款印与引首章、压角章、腰章等,虽应章法之需,但在视觉上仍具有一定的装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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