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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王石经的篆刻艺术

来源:未知作者:小艾 日期:2020-06-28 浏览:
王石经(1833~1918),潍县城里(今潍城区)人,字君都、郡都,号西泉,别号甄古斋主,是清末民初名扬齐鲁声及天下的篆刻家。他一生爱好金石文字,善书篆隶,他的篆书高古博深,多取法古籀、石鼓文字及秦李斯篆,于金石意味中兼有端庄儒雅的气质;隶书博采汉碑佳作,风格规整,笔画沉厚朴实,强调内敛之势而少外拓之姿,以古朴浑厚见长。当然,王石经最为世人称道的还是他的篆刻艺术,他的篆刻主要取法秦汉印,也从秦权、诏版、量、瓦等处有所借鉴,从集字到镌刻,笔笔见法,字字有据,不失秦汉之风,被看作是晚清玺印派工整一路的代表性人物
 
王石经一生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清末五朝以及民国初期,这也正是篆刻学大盛的年代。篆刻艺术形式在经过明清之际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突破之后,作品形式基本趋于稳定,成为了专门之学,文人领域掀起了金石创作的热潮,其学术水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皖派、浙派为代表的篆刻艺术流派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诸派名家风格林立、各领风骚,篆刻创作和艺术交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另外,编制印谱也成为一种风尚,这为篆刻艺术成就的记载和传承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和可能。清末印学领域的兴盛景象,在数量、质量以及历史影响等方面,之前的历朝历代都少与之比肩。
 
潍坊地区有着渊源流长的篆刻传统,自明末崇祯年间,周亮工(字元亮,号栎园,河南开封人,篆刻理论家,集有《赖古堂印谱》《赖古堂藏印》)在潍任知县起,后至清初著述家、篆刻家张贞(原籍潍县,后居安丘南门里)、张在辛一族家传,影响逐渐扩大。1746年(清乾隆十一年)著名书画家郑板桥知潍县,同一时期的潍县人郭伟、谭云龙、韩秀歧、王右民、郭起隆等受郑板桥的影响,酷爱书画篆刻,形成了潍坊篆刻早期较为稳定的阵容。至十九世纪中叶,潍坊地区金石学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地的四大名门望族郭、陈、丁、张富甲一方,族内昆仲子孙多有学术功名,多人自幼嗜学好古,孜孜以求,终生不坠其志,出现了一大批的行家里手。王石经虽不是名门子弟,但青年时期就与其中诸人交往颇深,使其在金石文字方面具备了相当能力。而对王石经篆刻成就影响最大的是清末公认的金石学大家陈介祺先生。陈介祺出身名门,早年游学京师,中年厌倦仕进而辞官归里,专心收集金石文物进行考证研究。陈氏有着深厚的传统经史之学素养,又兼当年甚得知名高官学者阮元的欣赏指点,故于金石之学独具慧眼。他的鉴赏眼力很高,收藏金石多而且精,门类也非常广泛,对于青铜、玺印、陶文、封泥、画像砖等的收藏研究都有卓越之处。陈介祺在咸丰四年(1854年)回到故里潍县,落户城郊来章村,其时四十二岁。而王石经与其初识则在1860年迁居潍县城内之后。当时的王石经对于书法印学的理解都已具雏形,但苦于没有名家前辈指点提携,所以初见陈介祺即有久旱逢甘霖之感,而陈介祺也非常欣赏王石经的才学见识,两人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陈介祺对于后辈悉心指点,寄予厚望,王石经则有幸得到金石前辈的悉心教诲,并能够近距离研习上古金石,凡陈介祺所藏商、周、秦、汉之钟、鼎、尊、彝、敦、洗、盘等,他都朝夕观赏临摩,加之勤勉刻苦,孜孜不倦,所以艺学日进,深为陈介祺赞赏器重。
 
王石经早期就擅长篆刻,闻名乡里,在与陈介祺的长期交往过程中,他对秦汉文字耳濡目染,功力日增,后又受陈氏力荐,得以同全国金石名家王懿荣、盛昱、徐坊、宫本昂等有所交往,在为他们刻制印章的同时也能够交流学术,扩大眼界,这使得王石经的篆刻艺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影响力逐渐扩大。能够标志王石经篆刻艺术前期成就的是《甄古斋印谱》的编制完成。1870年,将近不惑之年的王石经汇集自刻印成《甄古斋印谱》一书,其书共收王石经为陈介祺、王懿荣、端方等名家治印118方,章法各异,方方珠玑。一代名家匡源、陈介祺、潘祖荫、盛昱、吴大澂、王懿荣等皆有题赞,陈介祺、张士葆、吴重意、吴大澂还分别为其作跋,赞赏之词叠加有余,在篆刻界产生了巨大影响。陈介祺为本印谱的题词是:“王君追隶法,名字采中郎。好古天机妙,多材雅士详。印摹镫照汉,帖抚搨追唐。何日编钟鼎,同登叔重堂。”金石学家徐坊见此印谱后更是称赞其“自有金石以来,未有如先生者”。
 
1874年,王石经以簠斋藏印为主、兼及吴世芬、李璋煜、叶志诜、刘喜海、鲍康、李佐贤、潘祖荫、吴云等各家所藏钤集成册,取名《集古印隽》,陈介祺为之题词曰:“王西泉弟,余归里来文事友也。能刻印,见余所藏三代秦汉玺印而益进;能作篆隶,见余所藏泰山二十九字、汉二杨碑、郭有道碑真本而益笃;能嗜古文字,见余所藏吉金而能读;且善毡墨,能鉴别,见余所藏宋元以来书画而更精审。朝夕过余讨论,已二十余年矣,识见日上,藏弆日富,时人已多推之,殆右丞所谓‘天机清妙’者欤。”是年年底,陈介祺推荐王石经为潘祖荫治印,并寄示王石经新编制印谱《西泉印存》(录印248枚),潘祖荫见后誉为“天下第一”。1875年王石经为王懿荣刻“剑泉”印两方,受到王氏称赞,后又为潘祖荫刻“伯寅宝藏第一”大印和“潘祖荫印”“伯寅”章,为吴云刻“退楼乙亥后改号愉庭”正方白文印和“乙亥改号愉庭”正方加框白文印。1890年,王石经又汇集他和田镕叡、高鸿裁、刘善颖等人藏印编辑《古印偶存》一书。王石经一生辑有古印7册,是中国篆刻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在篆刻界关于晚清印坛的评价当中,王石经大都是被归为玺印一派的,与之风格相近的有同时期的胡钁和之后的罗福颐、马衡等人。玺印派的核心理念是“印宗秦汉”,自元朝到明清的长期印学实践中,受吾衍之《印学三十五举》的影响,印人多以“规秦模汉”相标榜,治印也几乎可以与“摹印”划上等号。然而大部分习印者受困于金石学研究的滞后,再加上自身识见不广、学养不深,所以很少有人真能得秦汉遗韵,就更别说各出己意、另辟蹊径了。整个明朝,除朱简、汪关等寥寥数人外,能得秦汉遗规者甚为罕见。清朝中叶以后,先古文物的大量出土引导了金石学研究逐渐兴盛,当时的达官贵族、文人墨客大都爱好收藏、鉴古,这也在篆刻学的领域为“印宗秦汉”提供了实际操作上的可能。而在清末民初的整个印学领域,王石经无疑是在追摹秦汉道路上卓有成就的一位大家。
 
王石经所处的时代,皖浙诸派已经注重了篆刻创作的入古出新,走向了“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的复合型艺术创作道路。就风格而言,篆刻家所考虑的是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艺术面目。王石经治印,则不染时人,更倾向于摹仿秦汉以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径从汉铸入手,求沉静肃穆气息,然后上窥先秦玺印,融合吉金古文烂熟于胸,在刀法、字法、章法乃至于作品意境方面呈现出不求古而自合于古的艺术面目。
 
王石经从游陈介祺近三十年,得以见到陈氏家藏玺印近万方及各种金石拓本,眼界大开,学识也是日渐丰厚。经过日积月累的眼见耳闻和王石经本人的勤勉苦学,之后其所作印章,渐见秦汉风范,更合篆籀规矩,“逼肖古人”基本上成为了其篆刻艺术的主要特点,这与晚清其它篆刻流派求新、求变、追求个人风格的主张截然不同,大概也是与陈氏印学思想的影响有关的。关于古篆对于治印刻章的重要性,陈介祺有相当精彩的理论著述,曰:“凡作印:篆居其六、七,刻居其三、四。篆佳而刻无力,则篆之神不出。刻有力而篆不佳,则野矣。穆倩之篆犹未免野人不识字之憾,松雪、三桥以下,篆亦未能至古,而秀则近於弱矣。”对于时人流行的敲边破角以追求古穆之趣的作印风尚,陈氏不以为然,尝言:“至汉印,人止知烂铜,而不知铜原不烂,得其刀法愈久愈去痕迹则自佳,此所常与西泉共论者也。”类似的思想见解极大的影响了王石经的治印风格,王石经心追手摹,所作印章跬步不失古人面目,佳者往往置诸古谱中而莫辨,并世名流。另外,他也力矫浙派的切刀营造破碎而求“古朴”的习惯,刀法追求整饰,于庄重中寻求清雅灵动的气息,他的作品吸引了当时许多金石学家争相收藏。陈氏反对印人学古不深,在他的眼中,即使赵之谦印章中的“个性、风格”也都在“时人习气”之列,因此他以为“西泉似不让拻叔也”(《秦前文字之语·致潘祖荫书》),潘祖荫在见到王石经自辑印册后大加推崇。能够将王石经的篆刻水平与晚清四大家之一的赵之谦相提并论,虽有提携后进之嫌,但是能够得到时人的普遍认可,也足以说明王石经篆刻的艺术高度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当时篆刻各派各家尚未得到历史定论的情况下,追摹秦汉应该还是比较正统的篆刻风格。
 
故宫博物院现藏有王石经的大量印章,整体来看印风清雅隽永、端庄大方,工稳而不离古法,功力极其深厚,特别是近人屡有纰漏的篆法方面,王石经的作品做到了几无丝毫之失,令人叹为观止。这与他苦苦临摹秦汉之印分不开,也是其遵循古人严谨治学的必然结果。正是在观摩玺印万方及各种金石拓本的基础上,才练就了他颇为正统的玺印风范,而大量的临摹也夯实了王石经的布局、技法和刀工,使其所刻印章争奇斗妍,令人赏心悦目,艳羡不已。仔细观赏他的作品,构思奇异,布局巧妙,其光洁整饰的艺术效果与浙皖等派的冲切结合迥然不同,成为了晚清印坛的一道靓丽风景,闪闪夺目,令人难以忘却,带给观赏者以无穷的意味。
 
以现在的篆刻美学理论来看,追摹秦汉一路印章,似乎不应在流派之中。原因有二:一则此路印人并不以风格、个性相标榜,而专以得秦汉形神为上,特别又受限于当时学术交流、综合素养的局限性,导致作品的个人面目不甚明显,仅能做到在此风格上愈精愈熟而已。二则此路印人对于师承相授的依赖性较小,只要是在治印上的观点相同,最后的作品意味大都会殊途同归,这也可以看作是玺印派篆刻在创作方面难以突破的瓶颈。在这方面,王石经也不例外,他的篆刻虽能学古入微,但却逊于出新,陈介祺尝教其“以金文入印,自有过汉人处,辟一蹊径”,而王石经在这方面却突破甚少,陈氏将其归之为学力不足,多次对友人说“惜读书少耳”。近代篆刻家马国权对于王石经的篆刻艺术有过相对比较客观的评论:“平心而论,石经之印,功力可谓精到矣,然端整有余,流丽不足,稍欠生动之致,或其禀赋有以限之耶?”当代评论家王家葵也在《近代印坛点将录》中有类似的说法:“规秦模汉是治印家基本功,而既能入古,则当出新。以秦汉法度,写我胸臆,此石涛上人所谓‘笔墨当随时代’也。今论西泉篆刻,于其摹古功力,余无间言,而终生以逼肖古人为追求,纵能无毫发之爽,亦不过为陈簠斋万印楼中多添几枚伪印耳,此西泉虽享高名,终不能与吴黄共争妍也。”
 
瑕不掩瑜,作为晚清印坛玺印一派的先驱人物,王石经篆刻艺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其篆刻风格对当时和后世的印学领域特别是齐鲁印坛的发展轨迹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理应得到重视和进行深入研究。
 
晚年时期,王石经在钻研艺事之余,也乐于提携后辈、传播文化,潍县地区民国时期很多书画篆刻名家如陈君藻(陈介祺五世孙)等都受益颇深,现当代的潍坊篆刻也有着明显的王石经篆刻风格的痕迹。王石经卒于1918年,享年85岁,在艺术家中算长寿的。王石经有三子:长子王宗彝,字幼泉,擅长拓墨,亦工篆隶、印学;次子王丙彝,字子常,由附贡任凉城知县,曾任康保设治局局长;幼子王尊彝,字子重,工绘画。其中王幼泉和王石经侄王松甫也曾在陈氏门下从事拓墨。
 
其后代最能继承家风的是其孙王端(王幼泉之子)。王端(1908-1996),字扆昌、之端、孝善,别署五士草堂主。他继承了祖父王石经、父亲王幼泉的篆刻艺术精华,篆刻风格在古玺秦汉印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创新,对制作古铜印艺术有独特的研究。另外他喜欢画竹,其所画之竹洒脱自然、飘逸清新、圆劲挺拔、气势轩昂,自题诗曰:“竹未出土先有节,昂首凌云总虚心。”王端曾任苏州美专教授、沪校教务长,他和郭味蕖一起讨论治印,也是西冷印社早期社员之一,和唐云、胡亚光、张炎天等都是社友,当时盛名远播。一九四七年与国画家蒋孝游、史良猷等组织成立上海市美术茶会,其创立并主编的我国第一部《美术年鉴》研究,在我国艺术史上有着重要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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