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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玺篆刻的字态之美

来源:未知作者:小艾 日期:2020-08-02 浏览:
古玺是我国的书法和雕刻相结合的独有的工艺美术。因其所具有的书法艺术属性,与一般的工艺美术略有不同,故又叫作“篆刻艺术”。古玺篆刻具有特殊的字态之美,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亮点。

 
我国文化是一种辩证的文化,即对立统一的关系,古玺篆刻艺术也不例外。举例来说,线条在行进状态下,“直”画多坚挺外露,以爽示人;“曲”多隐意、含蓄柔美。在古玺中“直”和“曲”的线性格是互补的、互动的,互为映照,相映生辉。
 
古玺少则两三字,多则八九字,分布排列,全依助于文字的体积位置的大小、正斜,进行上下左右的笔势穿插照应与不同角度的高低调配,造成有节律的起伏变化。这种迹象都可在西周《散氏盘》、《毛公鼎》等青铜器铭文中找到它的影子。
 
青铜器铭文是自由的、幵放的、多变的,可以与古玺文媲美<古玺的线条是散点式的集聚,且多有弹性。分析其构成因素先首涉及到点、线,线浓缩变为点,点的作用丰富了线。

 
比如“左、之”等字,很多“点”只要大小与方向稍有不同都可产生简洁又醒目的动态变化,没有固定或规定的约束,完全处在自由伸缩的状态。点的延伸成为线的时候,不仅体积增长、增大,随之改变为构建功能并作用于面。
 
古玺文字注重于“线”本身,即线体的各种无限变化,因而它的纯粹作“线”的特征非常强烈,起行与收笔只是简单的一个动作,成为最具可塑性、可变性与自由感的一种线条模式。
 
古玺的方圆变化,具有线的形成与用刀表现的双重意义,成为古玺审美上赏心悦目的造型手法。
 
线的形成即古玺中篆字笔画的组织,它既不能无序地排列,也不能秩序地分布,古人依据时代的审美习惯,对形态美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古玺均将方和圆的笔画进行了有机而和谐的变化组合。
 
譬如对“方”画的处理,在作骨架式的支撑时,便以斜孤笔画配置,以柔和“方”的硬度,规避僵硬之弊。而有时在圆弧为主的笔画中寄寓一个方折或方口,强化线条柔美的同时以显现力的刚性。方线的刚性又不能角化,使之过流自然,“方”得柔和。
 
相比之下,“圆”具有“转”的动势,即圆转,有灵活、生动的特性,也包括“弧”的倾向,构成弧线。“弧”的幅度逐渐缩小变成斜线。
 
古玺自由多变的主要原因就是圆弧笔画的适当舒展,因为边框是方的,少了圆的线性或没有圆的线性,肯定失去美的对比,甚至失去美的特征。我国古代园林建筑中的柱子、亭子、塔身等大多以圆为之,以圆配之,也是这个道理。
 
古玺的线条造型常是圆中带出方、方中寄寓圆。不仅如此,刀法中起笔与收笔,也方圆兼施。“方”起“圆”收,按顿之力自显,金属之质自现;“圆”起“方”收,则浑穆之态盎然。较多的是两者中和,极大地增益了文字刀笔关系的丰富性。
 
古玺字数一般由上而下,由右到左的分布。这就遇到篆字如何刻印的问题。在这方面,古人是善于化平凡为神奇的,做到了由简趋繁或由繁趋简求和谐,也做到了简之更简,繁之更繁求对比。
 
古玺中多以意到笔不到而为之求其“简”,以夸张手法,将笔画盘曲或重叠以求其繁,显示字态之古茂,加强玺面的视觉冲击力。
 
古玺文字通常有着多边的外廓,可以方便地对它从不同方向,作不同幅度的变形、摆动、伸缩与扭曲而不出现丝毫的牵强做作你、,朱文玺印都出于铸造,大都配上宽边,印文线条细如毫发,形成鲜明的对比;白文古玺加有边栏,或在中间加一竖界格,文字或铸或凿。
 
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出先民的审美法则,而且还可和国家统治者“玺有边界国有疆”的阶级意识有关。
 
春秋中期还出现了一种鸟虫书,是以鸟、虫、鱼为修饰图案的美术字体,主要流行于春秋中后期,于战国时达到鼎盛,盛行于吴、越、楚、蔡、徐、宋等南方诸国的一种特殊文字。把以鸟,虫、鱼为修饰图案的美术字体统称为“鸟虫书”。将“鸟虫书”作为语言符号与象形文字即汉字一同解读符合汉语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鸟虫书”不仅出现在玺印上,也出现在青铜器上。
 
鸟虫书亦称鸟篆,笔画作鸟形,即文字与鸟形融为一体,或在字旁附加鸟形作装饰。这种书体常以错金形式出现,高贵而华丽,富有装饰效果,变化莫测、辨识颇难。
 
鸟虫书几乎都出于楚系,除少量的礼器如者汍钟、王子午鼎等,又多施于兵器。楚国的有楚王會璋戈、敉戟等,曾国的有曾侯乙戈戟等,吴国的有王子于戈、大王光戈、攻吾王光剑等,越国的有越王勾践剑、越王州句剑、越王州句矛、越王大子矛等,蔡国的有蔡侯产剑、蔡公子加戈等,宋国的有宋公榊戈、宋公得戈等。
 
以上作品大都随形布势,与器形妙合无间。错彩镂金与戈戟森森相映成趣,笔画的交织组构与鸟虫缀蚀编织出一个个极富想象力与创造性的空间,使人遐想无尽。
 
总之,古玺篆刻充分展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艺术智慧和朴素的审美观,也为后来的秦汉印的风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历代篆刻家从事艺术创作和研究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从而发展成为具有我国民族传统的篆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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