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玺印的起源

来源:未知作者:小艾 日期:2020-09-12 浏览:
玺印又称印章或图章,直到今天,还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作为凭信的一种工具。说起“玺”字,我们很自然联想到皇帝的“传国玉玺”,以为玺是皇帝的专利,其实不然。根据汉代卫宏《汉旧仪》和蔡邕《独断》的说法,在秦代以前玺是印章的通称,“尊卑共之”,无论君臣上下,所用印都称为玺;秦以后,玺才成为天子的专利品,“群臣莫得用”。因此,许慎《说文解字》所谓“玺,王者印也,所以主土,从土尔声”,当属较晚起的史实,并非玺字原义。
 
玺字在战国多写成、,或,就是玺印和鼻纽的侧面形象,下方形表示印面上纹样,是个象形兼会意的字,后来又有从土或金旁作、鉨等形,只是进一步说明玺所用的材质以及使用时和泥土的关系而已(详下文)。印字甲骨文作、,像以手抑按使人跪下之形,是个动词,和抑为一字。许慎《说文解字》说“印,执政所持信也,从爪从卩”,也是较晚起的引申意。
 
关于玺印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汉代谶纬书中,记载黄帝、唐尧时代已有玺印。如《春秋运斗枢》说:
 
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章,文曰“天王符玺”。
 
《春秋合诚图》也说:
 
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凤皇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
 
这些记载荒诞不经,充满了汉代方士思想的神秘色彩,当然不足采信。至于其他传自先秦的文献则多以为玺印的制作始于三代。如《逸周书·殷祝篇》说:汤放桀……汤取天子之玺,置之天子之坐。
 
文中提到“天子之玺”,似乎肯定夏代已有玺印,后来西晋的司马彪作《续汉书·祭祀志》认为玺印起于三代,并解释其产生的原因,以为自有书契后,为防诈伪才有玺印的制作。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最早而类似玺印形制的古器物共有三枚(附图一),据说出于安阳,其摹拓本载于《邺中片羽》初集及《双剑誃古器物图录》。董作宾先生首先推测这三件东西为“商玺”,并从而立论,主张殷代已有玺印。他在给李书华先生的信中说道:
 
此三玺虽传说为安阳出土,得自古董商,然大致可信……古玺中多象形图画字,亦可能为商玺,今人多不能确认而已。
 
依照董先生的意见,不但这三件东西是商代古玺,传世象形图画图画字古玺中,也可能有商代物。我们注意这三枚的文字和商代铜器铭文极相似,其背面纽形也与近年妇好墓所出殷代铜镜背纽十分接近,因此,这三件器物无疑应是“商代物”。
 
但也有些学者着眼于玺印的功能,认为前引“商玺”只是铜器铭文的母范,不能视为玺印。例如罗福颐在《印章概述》一书中指出,玺印是春秋战国时代政治、社会变动的副产品。他认为“西周时期,周天子和各国诸侯是依据氏族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建立了一套国家统治机构”,在任命官吏时,“就不需要有一种作为政治联系的凭证信物,也就不会有玺印”。而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宗法制度瓦解,于是君臣之间不再有血缘关系的基础,因此“国君授予臣下政治或军事权力时,就必要有一种信物作为这种授予权力的凭证,并表示臣下对国君的政治从属关系,而这种凭证的信物,当时在军事上就出现了用来调遣军队的兵符,在政治上就是玺印”。又如钱君匋和叶潞渊合著的《中国鈢印源流》则从另一观点说明玺印是“为了商业上在交流货物时作为凭信的一种实用之物而产生的”,因此玺印出现在“春秋的后期到战国的这一时间”。而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玺印才发展成为当权者用以表征权力的东西。
 
 
以上两说,根据春秋战国政治、社会的结构与发展立论,基本观念是可取的。可是,他们都忽略了,人类日常生活凭信工具的产生,完全基于客观事实的需要。换句话说,只要人与人之间有了比较频繁的往来,所谓“信物”便会应运而生,不必等待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动。再则,罗福颐等虽然能够解释春秋以后,官私玺印大量使用的现象,他们却没有考虑到事物本身自有其漫长的起源与发展阶段,且所谓“以氏族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并不足以排除信物的使用。我们不应拘泥于春秋以后玺印的功能及其使用方法,更不能就此推断玺印起于春秋时代。
 
谈到玺印的起源,我们应该注意它和器物的铸造有关。关于这点,前人已有讨论,如黄宾虹《竹北簃古印存·弁言》说:
 
古昔陶冶,抑埴方圆,制作彝器,俱有模范。圣创巧述,宜莫先于治印,阳款阴识,皆由此出。
 
以铸器物的模范来解释玺印的起源,是颇为合理的。试看商代铜器铭文,其文末往往缀以类似族徽的图案或图形文字,如、、等。这些类似族徽的小块铜范,很可能被用作个人身份、地位的表征,既已具备“信物”的功能,应可视为玺印的雏形。若由陶器上使用的压印印模来看,似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不过,这些远古遗址所出的印模,只具简单的线条或花纹,并不具“表信”的功能,是不同于玺印的。
 
上文说过,玺印的产生,完全基于客观的需要,这个需要在简牍方面表现得尤其清楚。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一文指出“玺印之创在简牍之世”。晚近考古发掘虽不曾发现商代简牍,而由文献记载(如《尚书·多士篇》云“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以推知商代当已使用简牍。在简牍上施用类似小玺印的小铜块,当然只有采取“封泥”方式,而封泥本身很像泥范。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玺印的产生及其用于封泥的方法,很可能都是受到器物泥范的启示而演变成功的。
 
又,安阳殷墟曾出土一件印陶残片(如图3),是盖在殷代一件白陶器盖上的,其形式与后来陶印相类似,印文大概是“从”字,与传世商代从父丁盉上的亚形内族徽近似(如图3),其作用与铜器上的族徽一样,可用以表明作器者的身份和姓氏。基于上述各项理由,我们可以相信玺印源于殷代大致是不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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