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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玺印的使用方法

来源:未知作者:小艾 日期:2020-09-14 浏览:
玺印的应用到了晚周已很普遍,除了众多出土实物可资证明外,见于文献记载的,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鲁襄公)在楚,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吕氏春秋·执一篇》:“(吴起谓商文曰:)今日置质为臣,其主安重;今日释玺辞官,其主安轻。”又如《韩非子·外储说篇》记载西门豹为邺令,一年而政绩不彰,魏文侯将收回其玺印,西门豹请求再试用一年,文侯允许,于是又将玺印授给西门豹,让他继续任职。类似的记载,先秦文献屡见不鲜。
 
春秋以降,玺印的使用之所以如此广泛,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和铸造技术等方面来探讨。首先,就政治方面来说,自周平王东迁之后,宗法制度逐渐崩溃,君臣之间必须有一种信物作为授权的凭证,于是产生了官印,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苏秦,就是以平民出身而佩六国相印的。其次,从经济方面来说,春秋以后,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国间贸易频繁,当时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等都是著名商业城市,其余所谓“有市之邑”更是遍布各地。《周礼·地官·掌节》有“货贿用玺节”一语,就说明了在商业繁荣的情况下,由于货物交流的需要,作为凭信之用的玺印势必应运而生了。最后,再由物质和技术条件来看,现在所见先秦古印,绝大多数是铜铸的,而商代已有高度铸造青铜器的工艺技术,因此,春秋战国铸造玺印的技术是绝无问题,而且十分现成的事。总之,春秋战国时代,玺印的制造和使用的广泛,都是十分自然的现象。至于周代使用玺印的方法,我们不妨借《吕氏春秋·离俗览·适威篇》的一段记载来说明:民之于上,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则圆。
 
这话是说,人民与国君的关系,好像印章与封泥的关系一样。用方的钤盖下去就成方形,用圆的钤盖下去就成圆形。直到汉代,这种使用玺印的方法,仍然没有更变。《淮南子·齐俗篇》说:“若玺之抑埴,正与之正,倾与之倾。”所谓“涂”和“埴”,就是黏土,在纸帛尚未大量行用以前,玺印是钤盖在黏土上的,这种钤盖有玺印的黏土,就是《后汉书·百官志》所称的“封泥”。玺印与封泥的关系,犹如铜器与铸器泥范的关系一般,其文字完全相同,只是字的凸凹正反有别而已(附图五)。

 
封泥的大量发现,是近百年来的事。清道光二年,封泥初发现于四川、陕西两地,为刘喜海、龚自珍等人所得,刘氏将所获封泥二十八枚,收入《长安获古编》,并考定其正确名称是封泥而非印范。同治、光绪年间,山东临淄、邹县又陆续出土大批封泥,分别归陈介祺、吴式芬二人,其后陈、吴二人荟辑所藏成《封泥考略》一书,并考证封泥所见的官制和地名,从此封泥才逐渐为世人重视,而其学术价值也正式被肯定了。
 
因为封泥的出土,使我们对古代玺印的使用方法,才有比较完整的了解。《周礼·秋官·职金》“楬而玺之”,郑玄注:“玺者,印也,既楬书揃其数量,又加以印封之”;《国语·鲁语》“追而与之玺书”,韦昭解释“玺书”为“印封书”;又刘熙《释名》也说:“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发也……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
 
这些都说明了玺印和封物的密切关系,根据文献材料以及出土封泥实物,我们知道古代用黏土钤盖玺印来封物或封书信以防诈伪。
 
纸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用来书写或印刷皆十分便捷,而在纸张发明以前,文书是写在竹木简或木牍上的。竹木简用皮带或丝绳编连起来,称作册。一般官府公文书信往来多用木片,写完之后,在木片外另加一板盖住,上写受书人姓名,这块板称为“检”(犹如现代的信封)。为了不使他人窥探文书内容,便在两块板中央刻几道齿痕,用绳捆束妥当,然后又在检上绳结处,凿一个方槽,槽内填入黏土,再钤盖玺印,泥面便呈现凸起的印文,待黏土干硬后,就成为“封泥”(附图六)。这种封书信的办法和后代用火漆或蜡模封物的原理相同,都是为确保书信或物品在递送途中不被他人拆封的一种措施。由出土汉魏私印“刘次卿印完封请发”,“雍元君印,愿君自发,封完言信”等印文(附图七)更可清楚了解玺印用来封缄书信的功用。至于封物的方式,由近年考古发现马王堆汉墓出土“轪侯家丞”印封陶罐及竹笥的情形(附图八)可得到完全的了解。此外,文献记载又提及方士以泥楗封门户,印文为“天帝之印”、“
 
印”、“黄神越章”一类,其目的在厌胜辟邪,属于宗教的用途。至于所用的泥土,据《东观汉记》说“以青泥封书”,《汉旧仪》说“皇帝玺皆以武都紫泥封”,又《续汉书》说皇帝行封禅礼时使用调和金和水银的金泥。似乎使用者的地位和使用的场合不同,所用的泥土也有区别。不过,传世封泥则大多属青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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